玄武湖曾有一座陶公亭

　　按：《南京史志》2022年第4期刊载拙文《玄武湖曾有一座陶公亭》。此文初稿《》曾在本公众号推送过，本次发表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玄武湖畔曾有一座地标建筑，它先后有过陶公亭、张端二公祠、陶然亭等多个名字，现有的资料对其的介绍只有寥寥数语，且说法不一，以致这座曾经很出名的景观变得面貌模糊、鲜为人知。

　　1908年12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向清廷提交申请，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得到批准后，端方在南京进行了一系列筹备活动，除了在丁家桥建设场馆，还在临近这一带的明城墙上新开一座城门，并修筑长堤，以便参观者前进入玄武湖游玩。此为玄武湖成为近代公园之开端。

　　同一时期，端方的同僚兼好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祯也在玄武湖大兴土木。徐绍祯非常喜爱玄武湖的环境，在梁洲（当时称老洲）置地结茅，建造一座复园作为住所。在复园旁边，徐绍祯还建有两处建筑：一为湖山揽胜楼（即览胜楼），后来成为徐绍祯邀请文士名流雅集之处；另一个就是陶公亭。

　　△记载徐绍祯建览胜楼、陶公亭事迹的《金陵后湖志》（又名《后湖事迹汇录》），该书宣统元年（1910年）初版由徐绍祯写序。

　　陶公亭原是打算作为端方等官员游湖时憩息娱乐的场所，可是还没等完全建好，端方于1909年7月接到调任直隶的上谕，这亭子就成为地方人士感念卸任官员“遗爱去思”的纪念建筑。因端方号陶斋，故命名为“陶公亭”。由于端方与这座建筑有着密切关联，有些史料将陶公亭建造者直接写为端方，其实并不准确。

　　端方曾画过一幅自画像《陶公亭雪夜评碑图》，描绘自己在陶公亭内鉴赏《天发神谶碑》精拓本的情景，还邀请著名文人陈三立、郑孝胥为这幅画题诗。据此推测，端方在陶公亭还没完全建好前曾来游玩过（注：此处存疑。据《郑孝胥日记》，端方邀郑为画题诗的时间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1907年1月）。若此图确属写实，则该亭始建时间比《金陵后湖志》所载的“宣统元年”至少要早三年）。

　　端方离开南京后，运气就走了下坡，担任直隶总督没多久，便被参劾在慈禧出殡期间有不敬行为，丢了官职。这一来，建造陶公亭的进展也就不紧不慢地拖着，直到1910年4月才在地方人士催促下匆匆完工。

　　1910年6月，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行。当时发行的导览读物《南洋劝业会游记》（商务印书馆1910年7月初版）在《游览须知》中特别介绍了玄武湖边两处新建的景点：“近有人构造宏楼曰湖滨览胜，竹篱旋绕，亭榭错落，颇饶胜景。楼旁有一陶公亭，为端午桥督两江时，同官建为纪念之所，亭中有端公油像一大幅，前面为月台，正对丰润门，全湖在目。”该书可能是最早介绍陶公亭的导游读物，其记载陶公亭建造者为端方“同官”，与《金陵后湖志》所记建亭者徐绍祯身份吻合。

　　一位游客在参观南洋劝业会之余游览了玄武湖，在游记中描述了刚建成不久的陶公亭：“绕（湖山揽胜）楼后，循小径，行至陶公亭。亭为六角式，丹朱漫施，殊失风雅。亭之中空无所有，惟壁间悬一巨像，则端浭阳也。浭阳，字陶斋。斯亭之名，其为浭阳之纪念品欤。亭之正面，适值丰润门。俯而视，则全湖在目。”（我一《元武湖游记》，载于《小说月报》1910年临时增刊）

　　文中的端浭阳，即指端方。直隶丰润（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别称浭阳，为端方的出生地，恰好也是端方的接任者张人骏的老家。故玄武湖史研究者李源认为，丰润门的命名具有纪念端方、张人骏的双重寓意。

　　以上两段文字，都记载端公亭建成初期只挂了一幅端方油画人像，但据其他资料，亭中还曾立有一尊端方铜像，辛亥革命以后被移至镇江焦山松寥阁，1936年蔡元培游览焦山时还见到过。

　　1911年11月8日，徐绍祯响应辛亥革命，在南京城外秣陵关率新军第九镇起义，后因弹药缺乏撤至镇江。玄武湖的复园遂被清军将领张勋手下士兵焚毁，相邻的陶公亭亦遭池鱼之祸，房屋破坏大半，端方画像被烧毁。几乎与此同时，端方的人生也走向结局——11月27日，被清廷重新启用、派往四川弹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在资州被哗变的新军割下头颅。

　　中华民国成立后，陶公亭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六君子祠。1912年8月，《申报》刊登消息《六君子魂归玄武湖》披露：临时政府陆军部前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将玄武湖陶公亭改成专门祭祀为推断满清而牺牲的杨卓林、郑先声、熊成基、吴樾、杨守仁、陈天华六位烈士的场所，军务司已派工对破坏不堪的陶公亭进行了修缮。

　　1913年左右，有篇《游玄武湖记》（载于《中外新游记》，商务印书馆印行）记录了“六君子祠”情况：“（湖心）亭之旁有西式屋巍然矗立，为陶公亭。亭为八角式，白垩红砖，与岚色湖光互相辉映。湖山苍翠，不假修饰，本具韶秀，然而西子淡抹，太真微醺，小小点缀，亦未始不为湖山生色也。亭亦为端氏所建，以绝好湖光，强生名士生涯，着此点污，亦一憾也。亭凡两级，下级现为务农小学校校舍，上级为六烈士祠，吴樾、熊成基诸君子俱在焉。试一登览，全湖在望。”

　　这时的陶公亭，上层奉祀六位烈士，下层作为小学的教室。该务农小学系由教育家马君武于1912年创办，可惜开办不到两年，南京就发生了癸丑（1913年）之役，学校被迫停办，再也没有恢复。

　　关于“六君子祠”，还有另一种说法。据《金陵名胜写生集（第一编）》（周玲荪绘，1925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中《玄武湖》介绍文字，六君子祠内奉祀的是戊戌六君子。不过该书出版时距民国元年已隔十多年，而《游玄武湖记》写作时间较近，内容也与同时期《申报》报道互证，故判断《金陵名胜写生集》的这处信息可能有误。

　　在满清官员中，端方算是比较另类的，他热心办学、提倡实业，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做了很多实事，尤其是筹办南洋劝业会，对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端方还是一个著名的金石鉴赏家，有旗人才子之誉，在文人圈里很有人缘。因此即使到了民国，依然有不少人还在怀念他。

　　1916年10月，经民国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苏省长齐耀琳批准，将陶公亭改为张端二公祠，合祀晚清时期担任过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端方二人，并命名为“陶然亭”。亭内“陶然亭”匾额上有题跋，记述了这座建筑从陶公亭演变为陶然亭的经过：“清端忠愍公督两江时，同官拟别建俱乐部，公旋调北洋，因改为陶公亭，立铜像。辛亥国变，像移焦山松寥阁。兹以张文襄、端忠愍遗爱在民，详请副总统冯、省长齐立案，张端二公专祠并命名陶然亭。民国五年十月高增秩题记。”（引自《京镇苏锡游览指南》，上海禹域出版社1932年出版）

　　写题记的高增秩，字幼农，曾是端方幕僚，民国后担任过江苏省烟酒公卖局局长、江苏省长公署咨议等职。1915年10月，端方铜像由南京运往镇江焦山，就是由高增秩一路护送的。

　　1920年夏秋之际，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王伯秋、教务主任陶行知（当时还叫陶知行）先后对玄武湖地区平民教育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该区域学龄儿童有八十余人，却只有两所私塾，仅能收纳三十余名学生，大部分儿童处于失学状态，便萌生在此办学的念头。他们的想法得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暨南学校校长柯成楙的支持（其时两校附小有合并之议），两校决定共同创办一所乡村小学，因玄武湖古称昆明池，故命名昆明学校。

　　1920年11月，陶行知、郭秉文等四人以昆明学校校董名义向代理江苏督军齐燮元提交申请，借用张端二公祠场地作为校舍。一个月后得到齐燮元批复：张端二公祠本由私人捐建，督军署只负代管之责，每月还要向看守人支付报酬，现在“事关培植人才，应准通融借用，以资进行而利教育”。

　　1921年3月17日，玄武湖昆明学校在张端二公祠举行开校典礼，齐燮元还派代表前来表示祝贺。开学不久，因南高师、暨南二校附小合并未果，该学校改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组并入东南大学）教育科自办，副课教员由教育科学生兼任。除了儿童教育，学校也开展社会教育、妇女教育活动，开办过成人夜校。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同年6月，直属南京市政府的玄武湖管理局成立，专事湖产管理征收。与此同时，昆明学校也被南京市教育局接收，改为市立小学。1928年2月，玄武湖管理局与昆明小学因陶然亭房屋使用权发生纠纷，经南京市政会议讨论，由南京市教育局与玄武湖管理局“妥商办理”。

　　此后，玄武湖管理局对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陶然亭予以修葺，修筑了平台栏杆，将办公处设于此处。1928年9月，南京市长刘纪文下令，将玄武湖内五洲以世界五大洲命名（陶然亭所在的老洲改称美洲），玄武湖改名五洲公园。同年12月10日，玄武湖管理局改组为南京特别市公园管理处，负责管理全市公园，陶然亭就成为公园管理处下属机构——玄武湖五洲公园办事处所在地。

　　而据1933年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印的《新南京》记载，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昆明小学（当时称市立昆明义务小学）办学地点依然在陶然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陶然亭是玄武湖的地标景观之一，常在各种杂志插图中出现。1930年4月，南京市长刘纪文在玄武湖陶然亭接待来宁参观访问的德国视察团一行，并合影留念。

　　△刘纪文与德国实业视察团在陶然亭前合影（《首都市政公报》1930年第58期）

　　1935年，为纪念长城抗战中牺牲的陆军第十七军将士，十七军军长徐庭瑶在玄武湖公园梁洲（注：这时五洲公园已改名玄武湖公园，美洲改称梁洲）筹建陆军十七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俗称四方碑亭，1937年7月完工。陶然亭位于纪念碑西侧，成为它的配景。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期间，玄武湖遭到严重破坏。据抗战胜利后的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报告，“玄武湖公园之办公处大楼以及职工宿舍、园警驻所等房屋，均大部毁坏”。南京沦陷后，陶然亭似乎销声匿迹了。

　　1938年出版的日文影集《全支那名胜写真贴》里倒是出现了一张带有陶然亭背景的玄武湖风景照，可惜图册是用来粉饰“和平”的，还出现了在南京保卫战期间被毁的夫子庙魁星亭，这张照片应拍摄于南京沦陷之前。

　　1944年，德国摄影师海达来到南京。在她拍摄的照片中有大量的玄武湖风景，但蹊跷的是取景地点大多在环洲或靠近紫金山一侧，竟然没有一张梁洲的照片，只有一两张玄武湖远景，隐隐约约露出一点梁洲的影子。

　　抗战胜利后，陶然亭才重现江湖。1947年出版的《南京游览手册——玄武湖》（社会部南京服务处编辑发行）终于提到了它：“陶公亭，初祀陶斋尚书，后易为陶然，合张文襄公而祀之，今已颓废，几无遗迹可寻，今光明餐厅建屋经营於此。”

　　原来，陶然亭在抗战期间严重毁坏，甚至“几无遗迹可寻”，抗战胜利后进行了重建或修缮，摇身一变成了“光明餐厅”。据周锦泉的游记《后湖泛舟》（载于《旅行天地》1949年第1卷第3期），这座餐厅生意还很不错，“营业鼎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玄武湖的陶然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着。据部分亲历人回忆，建国初期陶然亭仍是餐厅，公私合营后餐厅职工全部转入白苑食堂，陶然亭则成为食堂仓库。1953年以后，梁洲在陶然亭南侧修建了大、小两个溜冰场，陶然亭一度成为溜冰场的附属建筑，是游客购票、取旱冰鞋的地方。

　　1956年，日本摄影家名取洋之助应邀来华访问，回国后出版了反映新中国江浙沪地区风貌的摄影画册《江南》。在其中一幅南京玄武湖溜冰场照片上，欢快的人流背后赫然矗立着一幢带有西式风格的二层建筑，这可能是出版物上出现的最后一幅陶然亭影像。

　　△日本摄影师名取洋之助拍摄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玄武湖溜冰场，背景为陶然亭。

　　1964年，南京市科技协会与玄武湖公园管理处在梁洲联合筹建的南京市天文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天文馆即设在陶然亭，游客可在此观看紫金山天文台提供的天文科普幻灯片。

　　据玄武湖公园退休职工周贵生回忆，1965年的一个早晨，他发现玄武湖梁洲的十七军抗战纪念碑已在一夜之间被拆毁，与其相邻的陶然亭也一同变为废墟。后来，陶然亭原址处建了一座花坛，“陶然亭”的名字一度被用来命名梁洲玄武厅南侧假山上的另一座五角小亭（今已不存），而作为历史建筑的陶然亭则永远消失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玄武湖公园进行了一系列改建、扩建。据同济大学建筑系于1983年前后测绘的玄武湖平面图显示，此时原陶然亭位置处已无建筑，只留下一块八角形的地坪，隐隐还能看出昔日陶公亭的印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玄武湖梁洲平面图（《公园规划与建筑图集》同济大学建筑系园林教研室编，中国建筑出版社1986年出版）

　　陶然亭南侧两块溜冰场，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改成了碰碰车、卡丁车游乐场，那块八角形地坪已不存，现为一块草坪。据玄武湖工作人员回忆，2020年他们在此施工时，还挖到过地下的基础。2021年初，玄武湖公园在梁洲陶然亭原址附近安放了一尊玄武铜雕，这块区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玄武文化广场。